从疫情隔离产生的焦虑谈起：存在危机和人生的减法（一）
摘要：本文讨论人类最根本的精神焦虑，解释存在危机的防御机制，质疑马斯洛需求模型，最后提出精神追求的新框架：存在主义防御模型，也既 “人生的减法。” 讨论分两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随着新冠疫情隔离期的持续，感到压抑甚至抑郁症人也越来越多。关于这个问题，网上有很多相关报道。究其原因，主要是正常的社交被切断、以往的娱乐被中止，照顾家人的负担加重、与配偶矛盾加剧等等。不少人都在积极或消极地寻求自救，比如培养在家里就可以搞定的业余爱好（做饭、种花、追剧、生孩子等）或者进行心理治疗。在美国，心理咨询师供不应求，如今已经很难约到他们了。
这些救助方法的效果如何呢？它们只是缓解症状的止痛药，还是标本兼治的良方？其实，人类的精神问题早已不是新闻。自打进入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挣扎。在中国，抑郁患者门诊数量每年增加20%，心理咨询师人才市场缺口巨大；在2014年的美国，精神疾病的患者已经占了成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有增无减。
精神问题从来都没有被很好地解决。疫情只是把它残酷地放大了很多倍。不过，疫情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当出行、娱乐、工作等活动受限后，我们会变得郁郁寡欢，甚至产生抑郁和焦虑等精神问题。
“为什么行动受到限制以后，人们会发展出精神障碍？”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直白的答案是：“人类无法忍受寂寞。他们需要这些活动啊！”可是，即使社交是人类的本能需求，那么工作跟旅游呢？它们都是老祖宗的基因决定的基本需求么？为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种花、撸猫、做饭就能弥补因无法探亲访友造成的心灵缺失？
这个答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新冠疫情之前，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已经在不断攀升了。难道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生活中的选择越来越多，人们不该感到更快乐么？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 “存在危机” （或 “存在主义危机”，existential crisis）这个长期驻扎在每个人心中的魔鬼。它往往不被人发觉。然而在酒醒或失恋后，当寂寞、空虚、绝望如狂风骤雨般席来时，这个魔鬼就开始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在我们的心脏上划来划去。
存在危机
Hell isn’t other people. Hell is yourself. — Ludwig Wittgenstein
魔鬼向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从年少时就在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而活？” 然而我们逐渐意识到答案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而且，随着对花花世界的不断了解，我们发现了更值得投入时间的事情。如果我有一整天，我要用来学习、逛街、弹琴、或者和家人团聚。在那个艰难的问题上折磨自己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而且，即使能找到答案，它会对我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个别不开窍的人会继续折磨自己，直到精神崩溃。人类毕竟是聪明的，于是我们设计了形形色色的 “快乐通道”，尽一切可能让大多数人避免误入歧途。如果开厌了这部车，可以再买部新的啊！如果衣柜里没有了适合的衣服，商店里有更多款式在等着我。手机上源源不断的新闻和通知让我无暇顾及更深的思绪。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我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轻易获得满足感。
然而这种快乐是肤浅而短暂的；魔鬼时不时就要来骚扰我们。于是作为更牢固的防御机制，我们开始设定高尚的追求，比如爱情、事业、或高雅的爱好。在这当中，事业是当下最常见的追求。这些追求赋予了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获得极大的安慰与成就。然而，它们也不完全奏效。当人生发生重大变故，比如丧亲、失恋、事业受挫时，我们会被迫重新面对魔鬼的发问。“中年危机”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着镜子里逐渐稀松的头发，想到拼了一辈子却仍然高不成低不就的职业，或者瞥见正在热吻中的少女，那只魔鬼便从黑暗中踱步出来，带着烙铁和电锯：
“你已经站在生命的顶点。前方只有下坡路和死亡。你为什么而活？”
只要魔鬼的问题没有被回答，它就会继续赖在那里不走，不断制造对生命的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这就是存在危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再加上社会与宗教的决裂，人们更频繁地面临存在危机。然而，除了制造更多的避孕套、工作机会、整容手术、百忧解、和 Elon Musk 外，社会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逐年严峻的精神疾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只是一个片面解释。精神问题的增加也是由于竞争压力、现代家庭结构等其他问题导致的。）
至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疫情隔离会给很多人带来痛苦：出行、社交、工作等活动是我们的防御机制。一旦被剥夺，就会使人面临危机，从而导致精神障碍以及社会问题。
生命本无意义
一切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 — — 《阿含经》
存在危机并不是新概念。自从摆脱了有神宗教，人类对于 “我为什么而活” 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在被魔鬼骚扰了上百甚至数千年之后，现代人终于给出了答案：
- 西方的存在主义说，“存在纯属偶然，人生全无意义！” 智人与蝼蚁其实没有区别。
- 来自东方的佛教解释是，世界的所有现象都是由因缘而起，“自我” 只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诸法无我”）。既然 “我” 是无意义的，追求 “我的意义” 更是无稽之谈。
- 科普书籍中的另一种解释是，个体只是基因的载体和延续者。生命本身并没有超越基因而存在的意义。
当魔鬼听到人类这样一致的回答以后，它十分满意地离开了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不再焦虑。然而，当我们意识到魔鬼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空洞，一切奋斗都是为了逃避现实、痛苦、和死亡的无效挣扎，而且从来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时，比魔鬼入驻还要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绝望。
现在让我对上文做个小结：存在危机的起因是一个人对生命意义产生怀疑。但是当这个人最终找到答案，也就是了解到生命本无意义时，他会绝望至极。
存在危机的防御机制
挪威哲学家 Peter Wessel Zapffe 在他的论文《最后的救世主》（英译版、中译版）中写道，人类几乎注定会因为这样的绝望而精神错乱，最终导致灭绝。之所以我们至今仍生生不息，是因为人类构建了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些机制就像麻醉药，让我们不再因 “存在危机” 这只魔鬼的侵扰而痛苦，或者因它的离开而绝望。作者定义了以下四种防御机制。请注意，我在下文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因而并不完全符合原作的内容。
机制一：屏蔽（Isolation）
如果你不想闻到腐朽的味道，最好绕过垃圾场和贫民窟。这就是屏蔽。我们从小就知道为了避免父母的责骂，有一些话题是不能讲的。这些话题是社会认定我们不该涉足的领域。家庭和教育系统围着它们建起了高高的护栏。在原始和古代社会，死亡曾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然而在当代，它被围了起来，变成了禁忌词语，因为它过于接近那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被检测出抑郁症，医生会推荐他服用药物，而不会试图深入发掘。只要他能尽快重新快乐起来，我们就不去反思究竟的原因。我们甚至主动阻止这样的反思，因为它的结果无法意料。如果去看医生或咨询师的后果是无法意料，他们很快就会丢掉饭碗。
精神病患者并不都是失去理智的人。觉智过于超然的人也会被以为是头脑不正常。但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坐在草地上野餐，而不用担心忽然走来一个怪人，说一些让我们深感困惑的话。
机制二：分心物（Distraction）
绝大多数消费和娱乐活动都是为了防止我们陷入内心无助而设置的分心物。你感到孤独吗？没关系，抓起手机，上面有太多东西可以消遣。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互联网公司早已深谙促进多巴胺分泌的产品设计，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上瘾，越来越频繁地解锁黑镜。
传统消费者行业更是如此。各种促销广告、时尚趋势、消遣活动、甚至行人的挎包… 无时不刻勾引着每个人的欲望。我们不停地用工作换取金钱，再用金钱换取快乐。工作也是一种分心物，让我们不会因为每天都歌舞升平而无聊透顶，反而会因为周末的到来兴奋不已。我们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无暇顾及心底的忧虑，如同一只只在转轮上狂奔的老鼠。
每天铁打不动的穿衣打扮、通勤、和同事闲聊… 是打工族的次级分心物。疫情隔离让我们瞬间失去了它们，因此人们展开了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各种居家自救活动。它们是被迫而自发产生的分心物。这也就回答了文章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种花能代替出行？因为它们都是分心物，从作用上讲没有本质区别。
机制三：依附物（Attachment）
工作只是分心物；一个人不会因为失去工作而感到痛苦 — 只要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没有变化。但是，当这个人把工作当做自己的事业，他就开始从精神上依赖这份工作了。事业赋予了他活着的意义，于是被他牢牢抓住。
只要有这样的依附物，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的关注和精神集中在它上面，而尽量不去往下看。往下看是令人恐怖的，因下面为什么都没有。只要松手，就会落到无尽的黑暗和绝望中。不仅是事业，亲人、爱人、和后代也是常见的依附物。英国心理学家 John Bowlby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提出了依附理论，用于解释儿童与看护者（往往是母亲）的交互如何影响成人时期的人际关系。著名的 “四种依赖类型” 就是从此而来。依附理论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性驱动理论，并对亲密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1]。依附理论是人类之间互相依附的有力证据。
除了事业与他人，社区、宗教、道德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等都可以作为 “生命的扶手”，给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并赋予人生意义。然而万物无常，依附物终将如流水般逝去。当事业被毁、爱情背叛、或者亲人亡故时，我们会重新坠入脚下无底的黑暗。
在绝望中我们胡乱挣扎着，只要碰到任何其他分心物或依附物，就会像救命稻草一样紧抓不放，并相信这样的偶遇是必然。我们的脆弱注定了这种盲目。
更糟的是，人必有一死。它是对一个人的终极考验。我们生前所有的依附物，甚至包括赖以存在的身体，都将统统离精神而去。我们再也不可能找到下一跟救命稻草，因而升起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慌。宗教之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恐惧，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后世仍有依附之物。
机制四：精神升华（Sublimation）
Zapffe 并没有对这种机制给出具体解释，只是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艺术就是一种升华：“通过形式上或艺术上的天赋，生活中的痛苦有时确实可以转化为宝贵的体验… 要能写一出悲剧，人们首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既背叛，那种悲剧的感觉，并从外部（例如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它。”
为了补全本文的知识结构，我将这个机制定义如下：
精神升华是一种超越自我、而且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包括他人）的追求。
所谓 “超越自我”，是指不以改善自我的生活质量、寿命、物质享受、或精神快乐为目标。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无意义，他也会意识到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追求同样没有意义。
“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 同样重要，否则与上节所述的 “依附物” 机制没有本质差别。
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哲学家尼采提出的观点，他承认生命本无意义，同时相信世界万物的驱动力来自于对力量和权力的追求。这个概念符合上述对精神升华的定义。需要指出的是，权力意志是个饱受争议的学说，因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曾利用它作为侵略和种族屠杀的借口。
受到权力意志的启发，奥地利心理医师阿尔弗雷德 · 阿德勒发展出了整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2]。他主张人们从自我意识中寻找信心与动力，通过自我重塑与不断改造不利的环境，完成自我实现并创造社会价值。整体心理学十分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盛行于现代心理学殿堂。
与阿德勒同一时期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 · 弗兰克发展出另一套与阿德勒形成鲜明对比的精神分析学系统 [3]。外延意志（will to meaning）[4] 便是这个系统的主要观点，主张人类生存的基本动力来自于追求某种超我的意义。只有当外延意志的追求失败时，个体的精神才会 “退化” 成权利意志或快乐主张（既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一个人面临极端生理或心理挑战时，外延意志是唯一让他生存下去的力量。Zapffe 提到的艺术升华，便是外延意志的例子。
整体心理学和外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上节提到的依附理论，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然而，这能说明不同防御机制之间有好坏之分么？
四种防御机制间的关系
首先，四种防御机制并不互斥。一种行为可以同时属于多种机制。比如事业既可以算是精神依附物，也可以说是某种升华。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职业充满激情，那么他就倾向于依赖于这个特定的职业而不是广义的事业；假若他的目标是 “服务社区”，那么这个追求更接近精神升华，因为 “服务社区” 涉及的职业非常广泛。另外，上班作为事业的具体实现，可以作为逃避日常烦恼的分心物。
其次，防御机制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并无好坏之分。“好” 与 “坏”、“优” 与 “良” 都是人们根据某种社会道德或者实用主义价值观做出的判断。比如大家认为对社会有用的就是好的。但是任何道德和价值观都是某个社区的特定产物。不同社区有不同价值判断。防御机制本身并不带有主观性。
对马斯洛需求模型的质疑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谓妇孺皆知，在民间广为流传。按照这个理论，个体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首先需要满足生理和人身安全的基本保障，其次需要社交和被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它们从低到高，层层递进：
然而，马斯洛的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严重质疑。一些质疑针对研究方法，另外一些针对结果的有效性。比如，大家发现同一需求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并不一样；也不是所有底层需求都满足后，人们才会去追求更高层需求。连马斯洛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5]。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一生遭遇各种不幸，比如残疾、生活窘迫、孤独、爱情失败，却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仿佛能够超越种种需求，直达金字塔顶端。这个模型也不适于其他一些情形，比如士兵和苦行僧。他们的安全或生理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更高的目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如果马斯洛的模型不完善，我们能否找到更合适的替代方案？
存在主义防御模型：人生的减法
马斯洛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人类始终在做 “加法”：当一个需求被满足后，我们会渴望下一个需求。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过于贪婪，不仅要做加法，还要做 “乘法”：一套衣服、一栋房子、一部车子、一份工作仿佛都不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和快乐，我们还要追求更多的衣服、更大的房子、更棒的车子、以及经常跳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在带来富足与快乐的同时，也导致了更多贪婪与痛苦。
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做一道减法题，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追求，情况又会如何？毕竟，我们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一辈子的收获都要随死亡而如数奉还。一个人在年轻时是要做加法的，因为有太多事等着他去收获。而当路程已过半，他也许主动做减法才是明智之举。
减的是什么呢？我并不是在鼓励大家要放弃财产、奋斗、肉欲、或者亲人 — — 虽然有人是这么做的，比如出家人。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从审视人类的深层驱动开始，通过优化自己的精神追求，减弱并最终消除存在危机。我们已经在不自觉地通过各种 “加法” 试图抵抗这个最根本的焦虑。我们无时无刻不做着这样的努力，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谁会认为他对事业、艺术、甚至崇高爱情的追求只是为了避免对死亡的恐惧呢？但是，如果我们勇敢地直视它，并审视自己的日常思想与行为，了解它们与存在危机的关系，就可以凭借这样的知识停止无畏的加法，找到最适合自己和防御机制，以超脱的心态迎接命运带来的各种有幸与不幸，接受生活赋予的所有快乐与苦难，并欣然等待生命的回归。
下面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道减法的公式：存在主义防御模型。
这个模型形似希腊神殿。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它的底座，用于解决生存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存在危机。从这个角度讲，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作用类似。我们因此把 “必需的社交” 与 “必需的营养” 等与放在一起。相比之下，马斯洛的模型将精神与物质需求放在不同层面。
“分心物”、“依附物”、与 “精神升华” 构成了神殿的三根支柱 [6]。因空间限制，图中仅列出了每根支柱的零星例子而没有给出完整定义。这些支柱用于抵抗并削弱存在危机的侵害。一个人不需要用到所有的支柱。支柱反而越少越好，因为我们精力和资源有限，需要做减法，要在逆境和生命走下坡路时仍能确保支柱的稳定。通过前文的描述可以看到，三根支柱的效力和有效期是逐个递增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更强大的支柱，但这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探索。因此，如何有效选择支柱因人而异。另外，它们之间的分界并不总是很清晰，并且能够互相转换。
还是以爱情为例：调情、浪漫晚餐、滚床单、经历共同的爱好等，以及发生这些活动之前的渴望，都是便捷的分心物（第一根支柱）。它们既可以用于发泄情欲、增进感情、增强身心健康，也可以用来消磨时光。不过，两个人的感情若只停留在表面，随着高潮的结束，无聊和空虚会迅速袭来。因此，PUA 专家们只有不断捕捉猎物才能填补内心越来越大的空白。
对于这些活动的记忆对于情侣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需要不断证明彼此的相互依存（第二根支柱）；而这些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情侣间的依赖无可争议 — — 过于独立的两性关系虽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同时却带来了难以调和的伦理问题。如果要在这方面寻求例证，请浏览 Netflix。当一个人思念对方时，美好的回忆会不断涌现，反复强化着恋人在他头脑中的印象。这种印象的消退便意味着依附关系的瓦解。激情和记忆稍纵即逝，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分心物太多，爱情作为 “依附物” 实在难以持久。这也能从一个角度解释现代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冷淡：“Roblox 和 Tinder 上有这么多分心物等着我，为什么还要费力寻找真爱？”
也有情侣因爱而得到精神升华（第三根支柱）。他们把激情转换为更加深刻而持久的感情，弗兰克在《活出意义来》中写道：“人类可以经由爱而得到救赎。我了解到一个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仍有可能在暝想他所爱的人时尝到幸福的感觉，即使是极短暂的一霎那。” 这样的升华需要觉悟与两个人的共同努力。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夫妻是令人羡慕的，他们是现代浮世绘中的亮点。更多夫妇只是各取所需的同路人。
不过，这种升华也有风险。我在前文中讲到，“精神升华是一种… 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的追求。” 爱情的升华究竟源自与配偶，因而很难不依赖于物质世界中的那个人。我们听到过太多老年夫妇双双先后撒手人寰的故事。其实不仅是爱情，大部分的精神升华都源于对某种具体事物的追求，包括事业、爱好等。真正 “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的追求” 很难获得。看似超然的信念可以在几乎转瞬之间瓦解。
因此，我们在存在危机的路上仍要继续探索。
未完待续。
致谢
感谢 Xiao、Pengcheng、Zhen、Yinxiao、Zheng、Tom、Yixin 等朋友与我的讨论，以及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反馈。感谢 Shangqing 审稿。
引用和注释
- Rowland Mille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8th ed.), p14
- 这里的 “individual” 不应被翻译成 “个人”，而是 “ 不可分割” 或 “整体”，意指需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分析个体的精神。详见维基百科解释。
- 既存在主义治疗学，logotherapy。
- “外延” 是我捏造的翻译，出自形而上学中的同名概念。
-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3rd ed.)
- 我没有列入 “屏蔽” 机制，是因为这个机制主要是被动接受社会契约。当然这一判断值得进一步商榷。
